其背后的想法是：法学的材料是有限的，因为人们可以用组合术来获得所有可能的法律命题。
邻接权中，表演者除对其表演享有表明表演者身份、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人格权利之外，还享有许可他人现场直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的财产性权利。虽然法律明确对权利与合法的利益都进行保护，但不意味着权利与利益的法律保护是同等的。
[85]我国《民法总则》126条对权利与利益作出二分法的规定，表明民事主体的权利与依法享有的利益都可以寻求法律保护。[38]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应修正人格与财产之间割裂的关系，突破民法传统思维体系中人与物二元分立理论的局限。公共数据政府管理化路径，可以对涉及国家秘密、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的公共数据进行监控和管理，比如对涉及威胁国家安全、军事冲突、政治外交的公共数据进行管控保密处理，对威胁个人隐私、财产的敏感数据进行非公开化处理，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数据利用带来的风险。参见《信息诈骗由撒网诈骗向精准诈骗升级》，载《法制日报》2014年12月30日。[9]陈林林：《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页。
大数据的流动性、频繁利用性、共享性和公开性与采用商业秘密保护数据的方式存在冲突，大大限制了数据商业秘密保护的适用。[85]参见扈纪华、石宏：《侵权责任法立法情况介绍》，载《人民司法(应用)》2010年第3期，第8页。[15] 四、我国被遗忘权证成的理论基础 (一)我国被遗忘权法律构建的正当性 首先，被遗忘权能够减免当事人负面的社会评价。
因此，两案的诉讼请求基本一致。二是可能提升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俄罗斯更是总统签署了被称之为被遗忘权法的第264号联邦法律，该法案已于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如此，俄罗斯实体法上存在着民法典意义和信息法意义上的被遗忘权，程序法上存在着民事诉讼法典意义上的被遗忘权，三者明确分工，配合恰当，共同保障信息主体被遗忘权的实现。如我国《网络安全法》第43条规定信息主体可以在网络运营者违法或违反双方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可以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
但在诉讼结果上，却出现了同案不同判，厘清这个问题，需要对被遗忘权追踪溯源。到了某个时间节点，数据保存的必要性就开始实质性降低。
2014年冈萨雷斯诉谷歌案终审判决支持了冈萨雷斯保护其被遗忘权的诉讼请求。被遗忘权与表达权的价值冲突历来难以衡平，法律界上从未出现统一的二者位阶高低划分。谷歌作为注册地在美国的网络公司，但其在欧盟国家的搜索服务业务份额占据了欧盟地区该业务的半数以上。数据行业协会通过代表大多数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利益，以行规行律对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监督约束，但又助力其发展。
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30]参见薛丽：《互联网+旅游背景下旅游业新型监管模式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3期。再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实质上契合互补相互制衡。【摘要】 2018年5月生效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被遗忘权和删除权视作同一民事权利规定在同一法律规范中。
《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7]，在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超过五年或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超过三年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超过三年后，重新具备担任公司董监高的资格。对于被遗忘权与表达权冲突的解决策略，其调和之策往往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
删除权(被遗忘权)在欧洲立法上正式确立。被遗忘权可以满足信息主体如此的需求。
被遗忘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个人信息在被收集和利用时具有正当性，即信息主体是明示同意或默许同意，[7]属于合法行为。(四)根据收集或者使用的特定目的，信息持有人持有信息已经没有必要。当下我国的《民法分则人格权编》草案正在征求意见，其中第47条[28]实质上是规定了删除权和被遗忘权，第48条[29]是不得行使的例外情况，但没有区分且没有命名两个权利，都统一规定在了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之下，似乎是个人信息权的一个权能。笔者认为该条款完全可以视为被遗忘权的中国版。(二)我国被遗忘权立法的本土化资源 目前，我国立法上并未确立被遗忘权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存在大量有关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规定，这为被遗忘权本土化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笔者认为，被遗忘权的保护可以依赖于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分则人格权编》的出台。
本文以狭义删除权来比较研究被遗忘权，以凸显被遗忘权是一种新型权利。综前所述，目前我国存在诸多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本土化法律规定，现行法律体系中有些法律制度设计的要义也与被遗忘权精神旨意相映成趣。
1995年10月24日，欧盟制定了《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Directive 95/46/EC)》。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决定》规定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失信期限制度。
根据GDPR第17条第1款规定的适用该条款的六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该个人信息根据其被收集和处理的目的已经不再有必要，信息主体可以基于目的性限制原则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三是可能降低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
在诉讼主体方面，两案中的原告同为自然人，被告同为大型搜索引擎运营商，诉讼主体地位相似。如果事后发现这条不利的负面评价其实是错误的，尽管信息主体可以要求删帖、断开链接、屏蔽页面等，但义务主体往往怠于执行，因为往往这些负面评价会更加吸引公众眼球，为其吸粉获得更多人气，人气量某种程度来说就是财富和利润。被遗忘权首先出现在欧洲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自罗马法以来对以荣誉和尊严为核心的人格利益保护的必然结果。这些法律更强调个人数据处理的透明，强调控制者各种义务的履行，确保个人可以知晓其数据被处理的情形并在必要时拒绝处理。
第五项：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三)持有的信息储存期限依法已经届满。
在保护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共同理念下，就会形成共同普遍的个人数据保护原则并被各国所接受进而内化为各国的国内立法[19]。[20]参见Robert Kirk Walk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64 Hastings L. J.2012， p257， p262. [21]翟相娟：《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之兼容与平衡》，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不得向信息持有人提出删除等请求： (一)在自然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行为。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随着人权理念的传播，形成了以每个人普遍、平等享有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体系。
两种不同的权利出现了正面冲突。三是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一)民法保护路径 被遗忘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其本土化的立法进程受制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制进步程度。被遗忘权是什么？其和删除权是否存在不同？如果存在区别，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被遗忘权法律构建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障碍有哪些？被遗忘权在中国能否被确立以及可能的实现路径？以上诸问题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被遗忘权要实现本土化，既可以规定在《民法分则人格权编》中，也可以依赖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订实施。任甲玉诉百度案的一审法官陈昶屹在2014年5月21日的《北京日报》第14版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的文章，陈法官认为美国通过网络产业占据国际贸易霸主地位，法律方面的技术操作通过《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等美其名曰保护言论自由的法案，限制或免除中间服务商的责任，对网络及网络产业松绑，增大网络产业发展的经济空间和减少法律风险的桎梏效应，扶持网络产业这一具有未来产业导向的新兴产业，而且在文末的延伸阅读中表明：我国应该主动抢占网络技术发展和市场份额的先机，在产业政策与法律上推动网络产业这一支柱产业快速稳健发展，否则会成为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的产业附庸与技术跟班者。
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法规都尚未出台，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是不足不利的，正好借人格权编制订之机一并规定，未成年人被遗忘权立法问题亟待解决。通常来说，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会随着时间和传播领域的扩展而衰减。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公民对这方面的保护需求会日益增加。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宽容的人性的社会，应该给予改正错误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应当允许对其某些过去和过往被遗忘。